20世纪80年代,美国通过了影响深远的拜杜法案,促进政府资助研究产生的专利的转化。几十年后,这项被《经济学人》誉为“美国过去半个世纪最优秀的法案”,激发了大量科技成果转化,催生了美国创新的黄金时代。政策的影响经常需要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显现,要求我们要有历史视野未来眼光,立足未来谋划当下,避免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根据《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到2035 年,大湾区形成以创新为主要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大幅跃升,国际竞争力、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乐观设想,到2050年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已经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核心引擎。
科技成果转化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重要性毋庸多言。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流程来看,做好科技成果转化就是要做好四个环节:有的转,愿意转,能够转,转得顺。有的转指的是,要有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可以进行转化。愿意转指的是,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机构有足够的意愿来进行转化,涉及的主要是激励问题。能够转指的是,科研工作者及其所在机构有权利进行转化,主要涉及知识产权的所有权、使用权归属问题。转得顺指的是,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备,运转高效,交易成本低。
一、2050年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远景
(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得益彰
有的转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源头,但却常被有意无意的忽略。背后的原因是理论状况下,基础研究和科技成果转化在空间和主体上可以分离。有的区域产业链配置完备,有的区域基础研究力量强,两个区域可以形成互补,形成某种程度上的比较优势合作。但是这种模式受到了两个挑战:首先是世界形势的变化。当前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科技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了科技竞争的主要态势,科技成果的跨国转化面临很大的困难。我国科技创新需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第二是科技创新的新趋势。很多学者认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和前后关系,所谓线性关系只存在在理论中,现实世界里往往是交错启发的。因此2050年的大湾区必然要自身拥有雄厚的基础研究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十分突出。
(二)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到位,产权归属清晰
在理想的体制机制下,科研人员和科研机构不需要太多外力推动、太多批准允许,自己有动力有能力从事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通过不断地试错修正,2050年的大湾区应该建成激励到位、产权清晰的体制机制。理想的体制机制应该具备两个主要的特征:一是以人为本。要尊重人性,尊重个性,兼顾经济、自尊、理想等各方面,不搞一刀切。二是要遵循规律。要遵循科学研究、技术中介和企业经营等等领域的自身规律,要遵循科技成果转化的规律,避免外行指导内行,拍脑袋做决策。
在科技成果转化制度设计时,可以借鉴一个重要理念,就是无知之幕。所谓无知之幕的主要意思是说,社会制度设计者在设计制度时,并不知道大家(包括自己)最终在社会制度中的位置,从而保证制度的公平性。
(三)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完备高效
完备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表现:首先平台、人才、机构、流程、政策等“基础设施”建成且运行良好,其次是运行成本低,特别是行政成本和管理成本要大幅降低。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理想运行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大湾区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应该以市场为主导,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确保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应该发挥产业企业的核心主体作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组织带动高校和科研机构、技术中介、金融资本等机构等积极参与。
二、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历史经验
(一)大湾区抓住了历史机遇,打下了产业基础
大湾区的发展抓住了改革开放伟大历史机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广东依靠港资台资开展“三来一补”的贸易加工产业。90年代后期我国加入WTO后,广东对外贸易发展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了世界工厂的核心引擎。1962年至2018年,广东外贸进出口从1.91亿美元增长到10851亿美元,增长5680倍。1986年以来,外贸总额连续33年全国第一。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外贸年均增速高达17.7%,占全国外贸比重由1978年的7.7%攀升至2018年的23.5%。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深入,广东开始利用国外市场、资本、技术和人才,世界500强很多都在广东建立了研发中心。这些技术在本地进行了转化,同时借助于先发优势和制度优势,广东吸纳了大量的内地技术和人才,同时成为了国际和国内科技成果转化的中心,诞生了一大批民营高科技企业。从高技术外贸来看,2018年,广东计算机集成制造产品出口达36.18亿美元,2012—2018年年均增长10.9%;生命科学技术产品出口30.25亿元,年均增长10.4%;航空航天技术产品出口13.77亿美元,年均增长22.1%。
(二)大湾区抓住了转化主体,企业发挥了主导
由于历史禀赋、区位优势、制度改革以及其他原因,广东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1987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全国首个《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高科技人员以技术专利、管理等要素入股。这个条例催生一批包括华为在内的高科技企业。
广东科技发展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企业占主体。从2015年到2018年全省R&D情况来看,粗略讲有三个80%。一是工业企业研究机构数量占总体研究机构的比重超过80%,分别是80%、83%、86%和85%。二是工业企业研究人员数量占总体研究机构数量的比重接近80%,分别是79%、805、79%和79%。三是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数量占总体研发经费数量的比重超过或接近80%,分别是85%、82%和80%(2018年数据尚未公布)。
科技成果转化一定要以企业为主体开展,这是业内的共识。根本上说,科技成果转化能否成功的评价标准就是产业化是否成功。技术诚然很重要,但是一项原始创新或者技术能否产业化,根本上还需要企业家根据市场信息和市场需求进行决策,围绕产品开发组建工程师等技术开发人员,并从社会上配置资本等其他资源。所以说广东抓住了科技成果转化的主体,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三)大湾区抓住了问题本质,形成了自发生态系统
近些年来,创新生态系统的概念异军突起,在学术界和实业界都有大批拥趸。创新生态系统是借鉴生态系统的概念来解释创新发生的机理。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发性,转到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就是要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按照哈耶克的说法,这是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其中累积了大量信息,其运转也需要巨量信息,但这些知识并不是集中在某个人身上,而仅仅分散不计其数的不同个人中。社会秩序不是来自个人和群体的理性设计,更可能是一种适应性的、自我演化的结果。
广东特别是深圳的科技成果转发的发展基本上是以市场为主导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最小。华为、中兴、腾讯、大疆等企业都是在市场上自己摸爬滚打发展起来的。深圳在政府干预市场方面也有教训,上世纪末,深圳市政府曾投入了大量的土地、资金和优惠政策,去支持企业大规模扩大采用已经明显落伍的显像管技术的生产线,结果折戟沉沙。本世纪初,深圳一度重点扶持汽车产业的发展,引进内地国有汽车企业,最终不了了之。[1]广东的成功验证了自发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三、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未来要做的事
(一)坚持企业为主体的自发创新生态系统
实现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发展目标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企业为主体的自发创新生态系统,统筹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几个做法可以采用:一是政府要牵头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包括:公共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即物理空间、线上平台、运营机构等,打通大湾区内城市之间、创新主体之间的信息通道;基础制度,保障科技成果转化主体的权利。二是要大胆借鉴金融领域的监管沙盒机制,给企业自由尝试的空间。三是要建立行政的负面清单,限定政府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权力边界。除了在负面清单上的事项外,科技成果转化其他事情都可以大胆干。四是政策制定者要有无知之幕的概念和认知,更要有对规律的敬畏之心,在制定政策时,要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机构和机制,特别是来自企业和高校的专家要参与进来,真正体现各利益主体的诉求。
(二)支持基础研究和教育事业发展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在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的发言中说,华为已经进入了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困境。这同样是大湾区头部高科技企业的困境,未来更会成为大湾区企业发展的常态。在这种情况下,大湾区要高度重视基础研究。通过合作办学、自建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引进国家大科学装置和实验室等多种方式,强化基础研究。
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指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实现依靠创新驱动的内涵型增长,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打造科技、教育、产业、金融紧密融合的创新体系。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又强调,要加强创新人才教育培养,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教育作为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柱,对促进大湾区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大意义。大湾区要支持促进香港高校和其他高校合作,共建新校区新学校,提升整体高等教育水平。利用大湾区产业基础优势,鼓励支持高校和企业联合共建院系专业,大力发展新型高等职业学校。
(三)构建利于创新人发展的城市
创新不是高科技人才的专属领地。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种多层次人才的配合,既需要顶级科学家,也需要基础工程人员,还需要市场经营和管理人才。从更广泛的创新含义来看,只要有合适的环境,人人都可以创新,人人都是创新人。广东的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那些在内地没有成功的人一旦到了广东,就迸发出活力,闯出了一片天地。
大湾区要加强建设有利于创新人发展的城市,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发展的城市。从硬环境来看,要加强高品质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的自然环境、医疗水平和基础教育水平,加大土地供给,平稳房价。从软环境来看,要进一步加大制度创新,发挥先行先试优势,在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异地上学等多个社会福利问题上,消除不合理的差别待遇。
[1] 资料来自:深圳市委原常委、深圳市政府原副市长张思平2018年 10月26日在财经杂志、联办财经研究院和涂鸦智能主办的“科技与创新2018——全球智能化商业峰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
本文已经发表于《科技与金融》,2020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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